李恒，植物学家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。61岁时深入独龙江考察植物8个月，填补了独龙江植物越冬考察的空白。从此致力于高黎贡山地区植物研究30余年，采集各类植物标本达17万余份，命名了166种植物。
去年冬天，我收到李恒老师回复的邮件。她在回信中说，本周都在办公室上班，欢迎我“来所指导”。
(资料图)
于是11月我们在昆明见了三次，去了她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家、办公室和标本室，一起待了三个半天。这个片子就是这三天的一个纪录。
93岁的李恒老师每天的作息表是这样的：
七点半起床，洗漱，吃早点。八点以前出门，爬坡走到小山上的标本馆。八点一刻，在标本馆二楼办公室的电脑前开始工作。中午，保姆阿姨接她下山，回家吃午饭。饭后睡午觉，然后在家里的书房继续工作到晚饭时间。吃完晚饭，跟保姆阿姨出去散一圈步。之后回来工作、回微信、看新闻、写日记，凌晨两三点睡下，第二天七点半起床。一周五天都是如此。
第一次去她家拜访，聊不到五分钟，我们都强烈感觉：奶奶的头脑太清醒了。
整个访问过程中，她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这个你也不懂”。因为知识水平不在一个层面上，她觉得跟我讲话“很费劲”。第二次采访时，我说下次再来，她喊：“还有下次？没有下次了！”
那几天的确不太平静。昆明疫情紧张，我们落地后天天核酸，演讲场地一换再换。
我在采访中途一度觉得无法与她共鸣。每天看到那么多新闻，我好像无法像她说的那样，只埋头做自己的事。我不理解她怎么能总是那么积极、那么正能量。
但是在第三天，我觉得她给了我一个答案，我把它理解为“时间”。很长的时间。
后来在制作这部片子时，我想也许她不是在向我灌输一种空洞的乐观，也不代表她封闭和冷漠，她只是在任何时候都坚持做她能做的事，力所能及的事，不被无力感打倒，不走向虚无。
2022年11月30号采访结束，我们回到北京，经历了感染、放开。直到2023年1月12号突然得知她去世的消息。
她同意拍摄的前提是，绝对不夸张、不渲染。这一点我们大概是做到了，也仅此而已。
今天是李恒老师的生日，谨以此片，表达我们的感谢和想念。
01
我不是那种退却的人
独龙江我刚刚去了一个多月，正是搞得欢的时候，我又得了瘴气病。瘴气病是死人的疟疾。云南都是这句话：“要到怒江坝，先把老婆嫁。” 你去了你就没得回来了，先把老婆嫁了，你就死在那里了。
独龙江也是这样的地方。大家都已经觉得我不能回来了。后来可能是分院还是植物所联系了军区，拿直升飞机来接我。部队有电话可以通，就动员我的姑娘坐在电话机边，她喊我回来，我说我不能回来。我说我来都来了，我要回去，我这几年功夫、我的目标没达到，我也不是那种退却的人。
结果，我回来的路还不好。独龙江的路是马走的路，一步起码有一个楼梯这么高。要走路的话我就要爬，很多人都用棍子拄着走的。我那个马就这样走走走，下了一个梯子，它失蹄了，结果就一下子跳起来，把我抛在一个陡岩子上。
当时我就晓得“死掉了”，我说：好啊，我工作都已经完成，死得这么痛快啊。我说那也就行了。
但是我是昏过去。地方上接我的人走在后头，他们走过来就看见马在那。这个马很好，把我一抛在路上它就一直都没有动，它要一动就把我踩死掉了。它没有动。
从独龙江出来以前，我就已经把总结写好了，放在录音带上。因为当时我全身都已经肿了，那地方很潮湿，又没有蔬菜吃，已经不太行了。我说假如我回不去，你们放录音带。但我还是活着回来了。
回来第二天，我还在工作。我姑娘扶着我到康复医院去看，一看医生就说要躺着不动，上石膏，断了三根骨头。我说假如我不上石膏、不住医院呢？不就是骨头散开了吗，它自己是不是会愈合？他说那你就一直保持这个位置不能动，一动骨头就会戳着肺了，那就很危险。我说我可以。
第二天我就照样在标本室工作，我拿标本就是这样子拿，不歪着、不弯着。我工作了三个月，就把标本都鉴定出来，鉴定出来才有这个书（《独龙江地区植物》）。
02
很少有人做的事情
高黎贡山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山，它是个国际山脉，跨越西藏、云南和缅甸北部。中缅有一段国界，是以高黎贡山的山脊为界的（东坡在中国，西坡在缅甸）。
独龙江是高黎贡山的西坡。一爬坡，到了独龙江那边，植物就会变。因为东坡是受太平洋的控制，西坡是印度洋的控制，两边水文条件不同。
我的贡献就在这里。因为独龙江这一块原来是荒废的地了，没有人整，我经过那八个月的考察，就搞出来了，写成这些书。
而这些地方（缅甸境内的高黎贡山西坡），我千方百计，请了我们的书记和动物所的人就跟缅甸政府去谈，缅甸很腐败了嘛，我们去见了那个部长，他们基本上不做研究工作。他们都同意了。合作协议书改来改去，最后定了稿以后，我们签了字摆在那里，要他签字，到现在还没签下来。
我们就再申请了一个国际的项目，还是美国人给他打通。从缅甸仰光那边进去很远，已经走了十几天了，也有百多人上路了，刚刚进入到工作的地方，正要开展工作的时候，跟我合作的外方队长，叫Joseph Slowinski，是美国两栖爬动物学会的会长，年轻人，不到40岁。
他看了有蛇就抓，晚上就整理，拿了三四条蛇出来，他说他好像被蚊子咬了一下一样的，可能蛇咬着了。当时他就死掉了，一个毒蛇咬着。
就是因为这个，到第二年大家都怕了。我们还是没有考察着。
但是20世纪初英国人在这里采了很多的标本。所以为了写这个东西（缅甸境内的高黎贡山植物），我一个人办签证，走到英国，走到法国，走到澳大利亚。背了那点行李，走到哪就是去十天半个月。去看高黎贡山西坡的植物标本，标本就抄下来，就有多少盒卡片。
就这样子才编出了这本书（《高黎贡山植物》）。所以独龙江也是我一个人采的，所有这些（缅甸境内的高黎贡山西坡标本）资料也是我一个人整的。
03
166种植物的命名人
片马南星并不是我在高黎贡山考察发现的，是我给怒江州药物研究所建立药物标本的时候，看到里头有一个南星，跟一般的南星不同。那个标本只是个叶子，有像牛毛毡一样厚厚的毛。我就鉴定它为一个新种， 把它命名叫片马南星。
结果后来我到英国去看，英国主标本馆里头没有，我到他们的副号标本室，副号标本室的标本还没有上台纸，堆在楼底下。我就到那里去翻，结果我翻到了，人家英国人在70年以前就采集了这种植物，但是他没有研究，没有给它名字。
▲ 片马南星标本，1924年植物猎人 George Forrest采集于高黎贡山西坡片马，藏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。左下角可见李恒1995年前去鉴定标本时留下的记录。
04
我的植物学基础来自“文革“时期
在那种困难的时候，你不如把它当做个机会。
如果不是当牛鬼蛇神，我没有资格跟吴征镒一起劳动那么久。吴征镒那么多的研究生，那么多的崇拜者，没有哪一个像我亲身接受过吴先生的教诲和指导。
当时牛棚就在植物所里，花语餐厅后头有一排房子，有一层楼关牛鬼蛇神的，走资派、当权派、特务、反革命，都是住在一起。在一起也不能够接触，不能讲话。但是劳动的时候有一段休息时间，这种时候就可以和吴先生说话了。
一休息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树我认不得，就可以扯个叶子问问他，他就告诉我。晚上我就记下来，就积累下来了嘛。就是那么一点点时间，我也不放弃，我在追求。所以说“文革”中我们这些人，我受苦最多，我受益最多。我学的植物学基本知识，学的法文、拉丁文，都是在那个时候学的。
武斗的时候，全民都不生产了，停摆搞运动，晚上不搞嘛，我有蜡烛，就找了书在读。有的人已经到外头串联去了，成分好的结婚、生娃娃去了。我在这里做这个事情，有什么不好？
平常标本室进去很困难，还要签字，还要登记。标本馆人都走掉了，我就在那里天天看标本。标本室那几层楼几千个柜子，从头到尾我都看过了。
我赢得了我的时间。
我现在能够从事植物学研究、植物地理的研究，主要的基础来自于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而不是来自于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要注意“时期”这两个字。
05
相信太阳
宁可卑微如尘土，但绝对不可以卷曲为蛆虫。一个人有这个原则就行了。
